文艺批评 | 刘复生：90年代改革与《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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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纯文学”日渐式微，而历史小说则获得更为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前者已然无法回应现实，后者却可以通过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实现同现实的对话，这也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了一种可能。以《少年天子》为代表的八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是在新启蒙主义的思维框架下，通过对改革题材的书写，力图告别封建社会，启动时间，进而走向普遍的世界历史，其核心为追求现代化。到了九十年代，改革题材逐渐被“文明论”主题所取代，二月河及唐浩明等人的历史小说成为主流。熊召政的《张居正》则处于这一转变之间，它一方面通过批判“封建专制”，以“新启蒙”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九十年代的改革；另一方面则在“去政治化”的思潮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试图重新阐释八十年代的改革，这使《张居正》呈现出多重的面相。此后的历史小说一改通过历史材料实现文学目标的写作方式，转而以文学来表达历史判断和现实判断，在这里艺术性已然不再成为主要因素。这也就从多重角度上意味着《张居正》成为历史小说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第8版，发表时题为《历史小说的转折与＜张居正＞》，有删节和修改，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为全文原稿。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刘复生

90年代改革与《张居正》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纯文学”渐趋没落之时，历史小说却逆势而上，成为文学出版和影视改编的宠儿，也收获了远比一般“纯文学”更多的读者和社会关注度，甚至问鼎茅盾文学奖。上世纪90年代以降，历史小说以越来越自觉的方式，准确地把握了现实。当“纯文学”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之后，历史小说却借追求历史真实的名义，维系了和当代现实的对话通道，并发展出了越来越成熟的讽喻技艺，自觉不自觉间，它以隐喻的形式构成了和现实的对位和应答，由此，它也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而且，它还从历史中汲取了批判性资源和思想启示，打开了理解现实的另外的可能性。

当关注现实的“80年代精神”在90年代的“纯文学”主流中退潮之后，表面上离现实最远的历史小说反倒不改初心，将这种文学品格接续了下来。其实，自新时期之初，历史小说就充当了改革文学的侧翼，一直配合主流的现实题材文学摇旗呐喊。总的来说，八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核心主题即是追求现代化，它偏离了此前热衷于书写“五朵金花”尤其是农民战争的模式（《李自成》是过渡期的作品），一转而成为历史题材的“改革小说”，它的基本模式是讲述晚清以来的历史危机，或批判“封建”王朝的体制弊端，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告别落后停滞的封建社会，才能启动时间，走进普遍的世界历史。这类作品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新启蒙主义的批判性和强烈的历史目的论色彩。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少年天子》和《白门柳》就体现了这种特征。

《李自成》、《少年天子》及《白门柳》

然而，历史小说的改革主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式微，并在90年代中期趋于消失，逐渐被新起的“文明论”主题所压倒和取代。但是，《张居正》却延续了对改革主题的书写，它的创作开始于90年初，结集出版于新世纪初期，这种逆潮流而动不能不说别有意味。

写张居正其实就是写改革。作为有明一代最具权势的内阁首辅，十年间，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尤其是整顿吏治，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提高了国家机器的行政效能，“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一举扭转财政赤字，使国库充实，“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在军事上，任用良将戚继光、李成梁、凌云翼、殷正茂等安定北方，平定西南叛乱，保证了内外稳定。可以说，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极大地挽回了明中期以来的颓势，使大明王朝呈现出中兴的局面，但随着他的去世，新政所奠定的局面未能持续，明王朝的国运也急转直下，走向了灭亡。当然，尽管“万历新政”效果明显，但对于张居正的政治作风以及私德也有不少争议，尤其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几成历史定评。对于这样一位复杂的改革家，以及“万历新政”，90年代的熊召政又是如何书写的呢？

《张居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重要是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根据熊召政的自述，他写作《张居正》的诱因就是1992年重新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大潮。“我写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背景是邓小平南巡，当时我在深圳，看了《晚间新闻》播放的新闻，《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东方吹来满眼春》。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改革要出现第二个高峰阶段了。当时有朋友问我，‘你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改革成功的案例?’想改革的意义对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要，研究改革也是一个学者的使命。此后，我开始寻找历史上的改革案例，着重研究了张居正。”（《熊召政：从张居正到大金王朝》，《青年报》2017年12月25日）

小说酝酿和写作的十年间（从1993年至2002年），80年代的改革退潮，作为改革后果的诸种矛盾陆续呈现，现代化文化思潮出现分化，人们已经难以维系80年代式的对改革的期待和想象，90年代重启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表现出实用主义的气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越来越步入深水区，这和80年代的改革在精神上具有深刻的差别。《张居正》一方面试图以80年代精神来理解90年代的改革时代，另一方面却又以90年代的改革原则来重新诠释和反思80年代的改革路径，它既是一次以艺术方式进行的的统合历史、弥合历史张力的努力，又是一次意义含混、歧意重生的充满症候性的表意实践。

熊召政

《张居正》呈现出多重的面相。

不可否认，在思想资源上，熊召政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80年代式的新启蒙主义的思维框架中，对制约改革和现代化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批判仍然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这使小说在主要戏剧矛盾关系的设置上仍然延续了改革－保守对立的模式。小说前两部的故事主线颇类似于新时期的改革小说，“右派”市长或厂长归来，争取上级和同僚的支持，压倒保守派的掣肘，应对各种捣乱，任用闯将，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化解危机，最终赢得胜利。《张居正》与此类似，只不过张居正和战友们所要面对的对手是高拱及其余党。当然，对于张居正来说，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争取皇权的支持，他必须要维护好和李太后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同盟关系。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新启蒙主义式的“反封建”态度，显然，在熊召政看来，历史上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权力思想和特权意识以及传统意识结构仍然是制约改革推进的重大阻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月河和唐浩明那里，总的说来，这样的文化焦虑显然已经不再是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新启蒙主义的框架性的约束，“文明论”已经取代“改革”，上升为核心主题。对于张居正来说，改革的阻力既来自保守力量或政治反对派，还来自历史积弊所产生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利益集团，包括正在崛起的地方势力和商业力量。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万历新政”一直处在持续的压力和脆弱性之中，所以张居正才不敢丁忧三年，冒天下大不韪也要夺情起复，果然，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和万历皇帝的亲政，局面迅速改变。张居正所要改革的积弊，或许也是作者所期望的90年代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80年代的改革陷入某种困局，需要重启新改革来化解，这些在90年代集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包括官僚主义和行政内卷化、地方主义、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以及新兴的资本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对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挑战，这都需要强化国家力量予以解决。理解了这一层现实忧虑，我们或许能对小说中的很多重要情节的意味有更多的会心式理解，比如邵大侠勾结大员承包重大工程偷工减料造成重大事故，地方势力的代表李延贪腐案，何心隐所代表的“私学”对“官学”的挑战，等等。

张居正的改革是法家的，完全依靠法家力量推进和深化改革，从这里不难看出9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某种影响。

2010年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剧照

“万历新政”的法家气质鲜明地体现在张居正“重用循吏，不用清流”的用人方式上。在小说中，张居正不断地夫子自道，表达自己的改革观，这显然是要表明，张居正是一位实用主义的或功利主义的改革家，反对“清流”所代表的“空疏无用”的道德激情和理想主义，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为了富国强兵的国家至上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即使牺牲儒家的某些原则也在所不惜。他对循吏的要求是勇于任事，敢想敢干，达到上级要求的目标即可，即使有些违规和贪墨也只是小节而已，可以接受。应该说，这种思路在九十年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某些人那里，所谓“清流”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真实的历史所指不言而喻。固然，它或许也反映了人们渴望化解困局、“深化改革”的诉求，因而对对勇于打破现实羁伴，不墨守陈规的探索精神寄予了某种朦胧期望，但是，从主要方面看，还是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去政治化”的反理想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观念对作者的潜在的影响。这种功利主义自然放松了理想引导，把社会发展和进步理解为技术性的现代化指标，从而给改革者解除了道德责任。

《张居正》人物众多，全方位展示了明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场景和风貌，在叙事状物和刻画人物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作者对明代典章制度和文人趣味及市井风情的描画也显示了一定的功力，相对于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比较传奇的写作套路，比如二月河小说经常可见的武侠和言情套路，以及宫斗模式，还是显露出反思历史并折射现实的思想抱负和艺术追求，虽说小说中对欲望场景的描述有些流于低俗并显现出某种把玩的不良趣味，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可以理解为对晚明社会人欲横流的时代潮流的某种再现。小说设置了多个叙事线索，比如张居正和玉娘的爱情线索，万历皇帝的权力型人格的成长线索，以及张居正性格的异化的线索等，通过这种线索，小说既试图呈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维度，也试图传达更为丰富的“人性”内容，从中不难看出，小说仍然寻求表达某些“纯文学”的主题和深度模式。或许，这会被主流的文学界理解为某种艺术上的成功，但是，这也使它付出了巨大的妥协的代价，或许这也说明了作家本人仍深陷在旧有的文学装置和思想观念中不能自拔，在他看来，历史材料只是通达文学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抵达现实政治的通道。仅就此而言，熊召政在“艺术”上的成功恰是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失败。这正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写作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只有当他完全抛开了主流文学写“人”的那一套美学法则之后，他才使科幻文学超克了当代文学，从而抵达了当代写作的巅峰地带。对于历史写作来说同样如此。我们看到，对于此后的历史小说来说，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需要再刻意背负《张居正》式的旧有文学包袱，比如《大秦帝国》，孙皓晖关心的只是借小说这种文体表达历史判断和现实判断，对文学惯例和陈规已经不再措意。它们已不再寻找主流文学界的承认。

孙皓晖及《大秦帝国》

所以，无论从主题、思想观念还是写作追求上来看，《张居正》都是一部转折期的标志性的历史小说，此后，甚至在它写作的同时，历史小说写作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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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法国梧桐

图源｜网络